“新西部文艺思潮”笔谈
主持人：
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西部文艺研究联盟"理事长
与谈人：
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西部文艺研究著名专家、批评家
丁帆，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文学史家、批评家
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马永强，甘肃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中国西部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
李遇春，湖北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邹赞，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新疆大学)主任、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震：21 世纪以来，以西部本土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新一波西部文艺，正在以思潮的规模进入国内外文化文艺界的视野，一大批西部本土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国家最高文学奖项，构成了蔚为壮观的新西部文学；王全安、万玛才旦、饺子等一批西部本土导演的电影频繁获得国内外大奖，《哪吒2》已经冲入世界电影史上票房前五的位次，构成了极富冲击力的新西部电影；西部草根歌手刀郎的歌曲更是火遍国内外……由此，“西部”作为一个文化艺术概念继1980 年代之后再一次被凸显出来，新一波的西部文艺思潮已经涌现。而学术界与批评界对此并没有作出整体性的关注与研究。2025 年，《西部文艺研究》的“西部文艺研究前沿”栏目连续5 期围绕 21 世纪以来的“新西部文艺思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作为该栏目的主持人，我在第5 期明确提出了“新西部文艺思潮”概念。①与此同时，11 月8 日，新疆大学举办了“‘文学天山的崛起’与新西部文学的新疆经验”学术研讨会；11 月29 日，陕西师范大学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西部文学40 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西部文艺研究联盟成立大会”。出席两次会议的数十位专家和文艺批评家围绕“1980 年代的西部文艺”“新西部文学”“新西部文艺思潮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观点。由此可以预期，关于“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研究与批评将会成为学术界和批评界的一个新的聚焦点。
为此，本期“西部文艺研究前沿”栏目，邀请了诸位在西部文艺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批评家，其中有身居西部的老中青批评家，也有身处东部、中部却情系西部的批评家，如丁帆教授、李遇春教授，还有走出西部，驰骋在国内外文艺批评界的批评家王一川教授。我们在此以笔谈的方式共同探讨从1980 年代的“西部文艺思潮”到“新西部文艺思潮”发展演变的几个核心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
一 40 年回望：1980 年代的西部文艺思潮及其研究与批评
李震：肖云儒先生，您是1980 年代西部文艺思潮最早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之一。今天，您以85岁高龄参与这次笔谈，让我十分感动。可否请您回顾一下20 世纪“西部文艺思潮”研究最初发端时的一些具体举措？
肖云儒：可以。我记得大约是1984 年秋天，由陕西文联倡议、西北各省文联在新疆伊犁联合举办了第一次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有三：一，归纳了西部文艺崛起的态势，勾勒出新时期文艺的一道新风景线；二，把“中国西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提出来，做了理论命名，展开研究；三，初步归纳了西部文艺乃至西部文化的主要特质。
当时甘肃的谢昌余、余斌、管卫中、魏珂，陕西的肖云儒、李星、李国平，新疆的陈柏中，以及西安、峨眉、新疆等电影厂一些主创人员，热情参与到西部文艺的理论建设中来。会后，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编写了《中国西部中青年作家论》，陕西作协主席、老评论家胡采先生热情作序；甘肃《当代文艺思潮》等杂志发表了研究西部文艺的多篇论文；《新疆文学》一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西安音乐学院院刊更名为《西部音乐》；西影厂的刊物更名为《西部电影》。西部文艺成为当时中国文艺格局中，有明确艺术主张，有较为成熟的、得到社会认可的创作群体和代表作品，有初步理论研究成果的这样一个文艺现象。西部电影在国内外频频获奖，成为品牌。以王蒙的《在伊犁》、艾青的《绿洲笔记》、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商州三录》，以及杨牧、昌耀、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西部诗歌；以《人生》《黄土地》《野山》《红高粱》为代表的西部电影；以《西部摇滚》《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女儿歌》以及赵季平影视音乐为代表的西部音乐；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为代表的西部美术；以《桑树坪纪事》（徐晓钟导演）为代表的西部戏剧；以及由肖云儒主编，肖云儒、李震、罗艺峰、王宁宇、权海帆、马桂花分别撰著的六卷本“西部文艺研究丛书”，广涉西部文学、西部诗歌、西部音乐、西部民间艺术、西部幽默、西部舞蹈，加上后来众多关于西部电影的系列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李震：谢谢肖先生！丁帆教授与马永强主席是最早从“史”的角度研究西部文学的重要学者，是西部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作者，可否请丁帆教授谈谈您作为一个东部人对“西部”的理解，特别是从“史”的角度如何认识“中国西部文学”？
丁帆：需要肯定的是，“西部”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偏僻荒凉的地域乡土的书写，似乎就只有美国和中国才用这个名词来指代。但是，系统性研究西部文学的专门史，在世界各国的史著中，我寻找过多年，似乎还没见到过完整论著。美国是西部文学的大国，它的描述虽然存在于美国19世纪文学史的大框架中，但尚未见到单独门类的文学史专著，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未译的原著。国内倒是有罗小云先生的《美国西部文学》一书，但那不是史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将此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起步较早还是有眼光的，是值得庆幸的。然而，如何将这个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以这个支点，去撬动西部文学的繁荣和大发展，这才是我们研究西部文学史的真正意义所在。
李震：谢谢丁帆教授！王一川教授本是西部人，却长期居住、工作在东部。不过作为中国文艺批评界的领军人之一，视野一向横跨东西部、国内外，也横跨文学和多种艺术门类，可否分享一下您对最早的“西部”及“西部文艺思潮”的认识与理解？
王一川：“新西部文艺思潮”中的“新西部”，首先让我想到20 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时代早期有过的“西部”概念。那时的中国“西部”概念，虽然必然地同土地贫瘠、人口贫穷、经济后发、观念守旧等往昔误读印象捆绑起来，但同时也被有意识地灌注进敢于改革、创新、开拓、不拘一格、义无反顾等改革开放时代精神气质。那些年，一批批青年大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勇闯西部开拓创业。曾经显赫一时、影响广泛的黄河源头探险、长江上游漂流等勇士壮举，也都发生在西部而又影响全国。那时的“西部”代表或象征着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热土或西部崛起的希望。而那样的“西部”意象，恰恰由于那时的“西部文艺思潮”的兴起，得到符号化、象征化显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写作和长篇小说《浮躁》、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让读者深切体验到乡土文明深处释放出来的厚重气息和强烈变革渴望。影片《黄土地》《老井》《野山》 等有关荒芜莽苍的黄土地影像的深描、有关当代乡村落后和贫瘠状况的实录，激励着中国观众热切地反思中华文明的黄土根基的往昔辉煌与未来前景，发出变革图强的强烈渴望。这样一来，那时的“西部文艺思潮”概念，得以把在西部发生的和有关西部的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文艺门类思潮聚合起来。中国当代文坛至今记得这样意义上的“西部文艺思潮”：以文学为主导的“陕军东征”新潮，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核心的 “西部电影”新潮，以及以“长安画派”新发展为标志的“西部美术”新潮，其间还交织有新边塞诗派、边塞叙事、边地文学、多民族叙事、文化寻根等诸种文艺思潮或其支脉。这样多样而丰富的“西部文艺思潮”，确实可以带给人们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初期文艺思潮的美妙记忆。
如今回想这样的思潮记忆，不得不设身处地去回想。笔者自己就出生在西部，属于不折不扣的西部居民之一员。当我走出西部时，早已越过弱冠年纪了。这样，西部体验和西部记忆，业已铭刻在心，与生俱来而又不可泯灭。就我来看，“西部文艺思潮”在我心里铭刻下的是一种有关厚土思变的变革理念和一种有关后发先至的领先思维。厚土思变的变革理念，是指一种身居西部沉厚博大而又崎岖不平的皇天后土，渴望将其跨越而迁移到辽阔开放而平顺富裕的东部濒海区域的带有“穷则思变”传统印记的理念。后发先至的领先思维，是指坦率地确认自己落后、畏惧永久落后并且急切地想要追赶先进和自己身居领先位置的思维方式。在这样两种动力驱动下，“西部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坛掀起了独有的浪花：一种是由厚土思变的变革理念掀起的乡土记忆和变革景象，另一种是由后发先至的领先思维推动的敢开风气的先锋景观。
李震：谢谢王一川教授！几位先生的回顾不仅是对1980 年代西部文艺思潮的珍贵记忆，而且对其作出了深度反思，对西部文艺思潮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而对于1980 年代的“西部文艺思潮”及其研究与批评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肖云儒：早期西部文艺的特点，是现代精神与西部生活空间、文化心理空间的结合。或者说，是现代观念通过各个渠道对西部的唤醒；而西部文化又通过各个渠道与现代观念相呼应。譬如西部文化的多维向心交汇和当代全球文化多维离心交汇的呼应：西部历史文化的动态多维组合和当代世界文化综合发展的感应；西部人多民族杂居和流动生存，与现代人跨社区生存状态的感应；西部随处可见的天人合一景观和归真还璞心态，和现代某种超越、排拒文化的社会情绪的感应；西部人艰难发展的悲剧感、忧患感和现代人超高速发展的焦虑感、忧患感的感应；西部人在空间疏离中造成的孤独，人在自然包围中的孤独，和现代人在心灵疏离中造成的孤独，人在“物化人”包围中的孤独相互感应；西部人文山川铸造的阳刚之气，与现代竞争社会要求的自强精神相感应，等等……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西部文化和文艺是我们国家强劲呼唤现代观念的文艺现象之一。
40 年过去，西部文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示出一些不足，譬如：文化姿态多是从精英层面对西部生活做俯视性关怀，温度不够、温馨不足。题材、风格较为狭窄，大多写古朴的农村牧区，大多追求悲怆沉重；由于取文化思考的单一视觉，不免单调而曲高和寡；加之传播运营阻滞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引发艺术市场的持续关注。
丁帆：我认为必须注意到我们的研究盲区所在，以及对文学作品创作进行即时性评论和批评，完成文学史的第一遍的筛选与过滤工作，是刻不容缓的。我知道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组织起一支学术队伍，明确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震：谢谢各位！这些的确是我们今天研究西部文艺亟待展开的重要工作。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
二 对“新西部文艺思潮”概念的理解和进一步阐释
李震：此次笔谈的核心议题是“新西部文艺思潮”。我的那篇小文 《新西部文艺思潮，概念、意义与文化价值》只是对此作了初步的梳理，权作抛砖之用，更多的意义，还有待各位专家和批评家的进一步阐释，以使其更加充分、完善，并在今后的西部文艺研究与批评中发挥一定作用。
王一川：当前中国文艺活动还有名副其实的思潮吗？记忆中，自从告别20 世纪90 年代而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较少谈论文艺创作思潮。即使有谈论，也多是个人的孤立而零散行为，少见多人合力的或团队预先策划的集体行为。不过，这次由陕西师范大学李震教授发起、而众多身居西部的文艺批评家陆续云集响应的“新西部文艺思潮”，确实真的兴起来了，而且正处方兴未艾的涨潮阶段。
大凡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艺发展，总是离不开思潮激荡的。而这种现代文艺思潮激荡，往往既可能首先来自自发而后获得自觉和确认，也可能来自预先准备的主动发起。无论是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思潮，还是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美术革命”“人的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社团及流派，大多来自主动发起。现在，西部批评家们倡导“新西部文艺思潮”，想必有他们自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觉。“新西部文艺思潮”概念，想必同样可以激发起人们的文艺新思潮体验激情。
“ 新西部” 概念，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变革，特别是经过近年来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决定性奋斗，诸如前述土地贫瘠、人口贫穷、经济后发、观念守旧等往昔误读印象已然发生根本性改观，而前述属于西部的敢于改革、创新、开拓、不拘一格、义无反顾等改革开放时代精神气质，则已经重新激活并且展开新的奋斗篇章。这样，西部居民在基本温饱满足后，又不停顿地向着更高远的人生幸福指数攀登，产生出更高的艺术审美鉴赏和艺术审美表达需要。而随着互联网、融媒体、人工智能等媒介新技术条件的普及和发达，西部居民可以享受到同东部居民一样的在日常生活过程中随时随地进行艺术审美表达的充足的媒介技术条件。这样的“新西部”早已抖落掉过去的印象，完全可以同东部及其他地域一样发起新兴文艺思潮并且享受其带来的激荡的喜悦，由此看，“新西部文艺思潮”的兴起，就有了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西部文艺思潮”旗帜竖起来了，而且正飘扬在中国当代文坛。我离开西部已经时间很长了，必然地失掉沐浴在西部文艺旗帜下的资格，只能在这里从旁谈点寄语吧，聊作旁观者的期待。
李震：新西部文艺是21 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一川教授作为中国文艺批评的领军人之一，西部文艺自然在您的视野中。权且不说您是离开西部的西部人，即使完全属于东部的批评家谢冕先生、丁帆先生也都有西部文学的论著。况且您曾对西部电影等一些重要的西部文艺现象有过很多高见，今后还期待您能够对新西部文艺思潮予以持续的关注和批评。李明泉主席与王一川教授同属西部的四川人，可否请您谈谈对“新西部”和 “新西部文艺”的认识？
李明泉：什么是“ 新西部”？今天的“ 新西部”概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一个文化、美学和精神的多维标识。这片占中国总面积约71%的广阔区域，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与传统的西部文艺相比，“新西部文艺”新在视角、新在手法、新在精神内核，它既承接了西部历史文化的基因，又融入了现代性的思考。近年来，“新西部文学”概念逐渐走进学术和大众视野，与“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
李震教授在《新西部文艺思潮，概念、意义与文化价值》一文中认为：21 世纪以来的“新西部文艺思潮”是以西部本土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这一区别决定了新西部作家艺术家的西部体验、对西部的情感认同和文化立场，与外来的西部作家、艺术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从根本上终结了将西部作为“他者”和“生命港湾”的书写，形成了西部文艺中新的主客体关系模式。因此，“新西部文艺思潮”是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部分。
“新西部文艺思潮”的提出，与全国文艺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 它是对“ 去中心化”文艺发展趋势的响应。随着文艺地理学的兴起，以地理空间作为文艺流派的符号标识，其内在实质是尝试以一种去中心化、复杂化思维挑战二元对立的固化模式。其次，“新西部文艺思潮”的提出是对文化现代性思考的回应。这种思考与全国文艺界对现代性和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同频共振。再次，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演化，新西部文艺的地域叙事能够为“中国故事”增添别样的风韵和独特的景致。
然而，新西部文艺的发展也面临着内部矛盾与挑战。一方面，新西部文艺需要突破既定观念的束缚，避免将西部文艺特殊化、神秘化，甚至把西部中心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西部文艺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地域特色，在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汇入新时代审美大潮而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有所贡献。
李震：还真是高屋建瓴啊！邹赞教授是驻守西部边陲的一员青年才俊，且近年倡导“新西部文学”和“文学天山”，可否谈谈对“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看法？
邹赞：“新西部文艺思潮”的命名具有合理性。首先，从历时角度考察，这一概念并非突兀间生拉硬扯的语词游戏，它指向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文化版图中最具特色也颇富生机的“西部文艺思潮”，西部文学、西部电影、西部音乐，不仅作为地域文化符号获得极高的标识度和影响力，其创作业绩与文艺批评也可圈可点。这一文艺现象在经历了“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岁月淘洗之后，其在新世纪以来取得了哪些创作成就？在艺术手法和审美特质上有何突破？在参与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西部篇章方面有哪些突出表现?针对此类议题的追问，要求我们系统梳理总结“新西部文艺”的创作主题、美学风格及文化意蕴，尤其注重挖掘呈现以“西部文艺”为参照发生的“新变”。其次，从共时角度考察，文艺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其文化意蕴与艺术特色也受制于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整体环境，地域性成为文艺生产、文艺传播与文艺消费的标志性特征，“新西部文学”“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命名莫不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新西部文艺思潮”的出场，并非为了争夺所谓文艺的资源分配或话语权，它真切地以新世纪以来西部文艺的蓬勃发展为观照对象，如 “文学天山的崛起”“陕派文学、西海固文学的代际更迭”“长安画派的传承创新”“音乐领域的刀郎现象”等等，尝试从学术层面阐释地方性知识在文本中的再现，解读文艺现象的生成机制、美学风格及文化价值。
“新西部文艺思潮”之“西部”，既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是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概念。那么该如何界定“西部”呢？是严格对标经济地理分区将12个省级行政区划定为西部？还是以胡焕庸线或陆上丝绸之路为参照界定西部？毕竟，从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角度看，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都是交织并存的，如果以东/西为地理区划标准，那么西北和西南在自然风景、人文习俗及美学呈现上也存在显著不同。基于此，对“新西部”之“西部”的区域界定，尚有待学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肖云儒：20世纪的西部文艺逐渐碎片化，走向沉寂，也成为今天我们反思的空间。在分蘖中萌新绿，在沉默中聚新力，现在，李震先生为西部文艺的迭代发展，提出了“新西部文艺思潮”这个拓展性的命名，我以为恰逢其时。它给予我们的思考方向和空间，是由外向内，由天空到大地，由作家客体的观察思考到主体的人生参与感受，这样一条情感生发和精神进入的路子。这是一个激发西部文艺归返本土、赶上时代、融入现代的好理念。
李震：谢谢肖先生！在这次笔谈中，李遇春教授虽是中部的代表，却高度关注西部，并做过“西部作家档案”等研究工作，有请遇春教授发表高见。
李遇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创作格局已经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文艺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本土性和民族性都在不断增强，当代中国文艺的中国式现代性或本土现代性在不断地凸显，这是新世纪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于是我们看到，“新东北文艺”在“振兴”，“新南方写作”在“崛起”，其他如“新京派”“新浙派”等地域性文艺思潮也在不断地涌现，这意味着新时代文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精神在不断地觉醒并壮大，而其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范也在全面地得以提升并强化。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文艺思潮大都来自位于东部的北方和南方，而对于广袤的西部而言，在文艺的中国式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还显得相对沉寂。这与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文艺的蓬勃发展与创作实绩相比显得有些不相匹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陕西籍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震教授明确倡导的“ 新西部文艺思潮”可谓恰逢其时，这个文艺新概念或新旗号的提出不仅响亮地发出了新时代中国西部文艺的理论强音，而且有助于全面地反映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界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全方位地兴起或多声部地合唱的历史整体趋势。
马永强：前不久，受邀参加“中国西部文学四十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西部文艺研究联盟”成立大会，作了题为《文明的视野与主体性建构的觉醒》主旨发言，与大家一同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文学征程。四十年来，西部文学从概念的提出到创作的繁荣，走过了从“自在”到“自觉”历程，从理论的探索到美学的建构，始终与文明的对话和主体性的觉醒紧密相连。完成了从“地方的西部”到“文化的西部”，再到“主体的西部”的深刻转变，逐渐摆脱了模糊的地域标签，实现了主体性的理论自觉。
进入21世纪，西部本土先后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以“新”为标识的西部文学、电影、音乐、美术创作热潮，以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文学的美学风格、叙事范式和文学气象，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李震把它称之为“新西部文艺思潮”，邹赞等人称之为“新西部文学”。就文学来说，涌动和崛起的“新西部文学”的阵容，阿来、刘亮程、杨志军、邱华栋、叶舟、李娟、范稳、龙仁青、冯玉雷、唐荣尧等作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以其丰厚的文化遗产与鲜活的生命经验，参与到关于现代性、全球化、生态伦理及人类命运的深刻对话之中。这一思潮超越了对表层苦难或奇观的叙述，转而深入历史的褶皱、个体的心灵与族群记忆的深处，进行更具哲学思辨与诗性隐喻的美学探索。他们用“行走”和“考古”的方式深入挖掘“地方性知识”和中华文化基因，重塑地方经验的主体性，并突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参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塑造。由此，“西部”从被描述的客体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方法”“视角”和“精神源泉”。西部不再是遥远的边疆，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枢纽和精神的故乡。
可以说，新西部文学正在为我们重建了一个辽阔的精神疆域。引领我们走向“有风的旷野”和 “大河的源头”，在那里，我们与万物重逢，与历史对话，从而获得了一种面对现代生活的定力与智慧。
因此，“新西部文艺思潮”这一概念的提出，绝非仅为地域性文艺现象贴上时序标签，其核心价值在于标识出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与美学转型。同样，在影视与美术领域，对西部景观的呈现不再止于视觉奇观，更融入了生态意识、文化哲思与形式实验。数字时代的媒介变革，也为西部声音、影像与故事的传播、再造及跨文化对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这是当下中国文学与艺术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需要注意的是，“新西部文艺思潮”概念的明确定义和理论逻辑的构建，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以开放的眼光和视域来对待这一新的文艺思潮。
李震：大家的高见充分扩展了“新西部文艺思潮”的内涵和外延，对这一概念的成熟、完善和价值阐释具有重要意义。谢谢大家！
三 “新西部文艺思潮”的文化价值
李震：不夸张地说，中国西部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屋脊，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屋脊。无论是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是50 多个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也还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高密度聚集等等，多种文化资源的厚积，使西部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高地。21 世纪以来，西部本土作家艺术家对西部文化资源的发掘、体验和表现，已进入比外来作家更加深入的层次。因此新西部文艺思潮将会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表征，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放出独异的光彩。请诸位谈谈对新西部文艺思潮的文化价值的进一步观察。
李遇春：毫无疑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西部文艺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新西部文艺思潮”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新时代文艺弘扬中国文化自信、振兴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无论是陕西和四川这样的传统西部文艺大省和强省，还是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广西、云南、贵州等具有浓郁的边地民族色彩的特色文艺区域，其中都蕴含着博大精深、元气淋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值得当代西部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源源不断地开掘和吸纳，为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别样的文艺潜能。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中国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在西部地区同样发达，甚至有着东部地区不可比拟之处。历史上红军长征所到之处可谓贯穿了西部地区，陕甘宁边区或延安解放区更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精神圣地，这一切无不启示着“新西部文艺思潮”具有广阔的革命文化书写潜能。
邹赞：与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拥有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地理地貌复杂多样，多民族互嵌交融，多宗教和谐并存，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此外，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东部地区客观上存在明显的时间落差，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陈并置，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形塑了西部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层次性和包容性。因此，全面系统梳理新世纪以来西部文艺的创作成就，探寻文艺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厘清文艺文本蕴含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价值，有望为阐释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提供文艺路径。此外，西部地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图景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围绕“新西部文艺思潮”展开的相关讨论，有助于呈现新世纪中国叙事的立体面向，为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本支撑。
马永强：新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使西部从被凝视的“他者”转变为具有强大主体性的精神原乡。在新一代西部作家笔下，人物活动的舞台从村庄田埂，扩展至河流源头、戈壁深处和动物领地，形成了一种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然哲学和生命哲思。阿来在《大河源》中将地理的溯源升华为精神的寻根。他探寻的不仅是江河的源头，更是文明与生命的源头。王族笔下的动物，不是人类的象征或附庸，而是与人类平行、共生于这片土地的独立生命体。这种哲学，在刘亮程的《本巴》中化为童话般的形而上学，在李娟的牧场中化为具体而微的共生体验。他们将“历史回溯”深化为“文明基因的考古”和“文化深描”。叶舟的巨著《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用诗性语言打捞丝绸之路上的江湖道义和家国情怀，重述被正史遮蔽的民间秘史，将河西走廊提升为充满生命力的中华文明现场和精神腹地。邱华栋的《空城记》《龟兹长歌》等作品，第一次以西域诸城的视角讲述了中原与西域诸国的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成为“文明的复现”和“历史的文学考古”。冯玉雷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禹王书》《野马，尘埃》等，采用一种近乎“巫术”的语言和叙事实验，试图复活和触摸那些古老文明的精神内核。在叙事美学上，新一代西部作家创造了融合史诗、神话与诗性的复调叙事风格，打破了小说、散文与非虚构的文体壁垒，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表达与精神疆域。
李明泉：新西部文艺的思想浪潮和美学精神来自丰富多彩的文艺创作实践，来自作家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掘创新与不懈探索，来自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整体发展的涵盖与照耀。近年来，西部文学艺术家们通过各种人物和故事，将其置于西部广袤、雄浑、苍凉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独特自然与人文景观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形象地呈现在西部文学艺术中，其核心在于“根植传统，魂系西部，放眼世界”。
如今的新西部文艺的文化地理空间得以大大拓展。传统西部文艺的地理意象集中于大西北的荒漠、草原和雪山，而新西部文艺不再局限于地理方位，而成为一个文化的美学的概念。西部严酷而壮美的自然（戈壁、荒漠、雪山、草原）不是背景，而是与人物命运休戚与共的角色，追求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苍凉之美”与“雄浑之美”。这种空间重构的结果，是西部文学、西部影视、西部音乐、西部舞蹈、西部美术等多种审美样态和类型范式的出现，它们共同构成了新西部文艺的多彩面貌。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关中大地为舞台，将儒家的宗法伦理、家族观念置于近代历史的巨变中拷问，展现了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其内部的深刻矛盾，体现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以及一种深沉厚重的历史感。邱华栋的《空城纪》以西域六座古城为支点，旨在从古城之上重构西部文明，通过文学想象与历史考古的互文，构建了一部跨越时空的“新西部”精神史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大量汲取了民间故事、方言、歌谣和民俗，将文人雅士的“雅文化”与民间大众的“俗文化”打通，在质朴、粗粝甚至神秘的生活细节中，开掘出深邃的文化意蕴和生命哲理，体现了“大俗即大雅”的美学境界。
新西部文艺家不再简单地描摹西部的奇异风光，而是以现代性视角审视这片土地上的生命状态和文化命运。长安画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将中国画的笔墨精神与西部山川的雄伟气势相结合，描绘黄土高原的浑厚、青藏雪域的圣洁、大漠孤烟的苍茫，不拘泥于形似，而是用奔放、粗犷的笔触和厚重的色彩，抒写西部山水的 “气象”与“魂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其舞蹈语汇源自敦煌壁画，将静止的、宗教的“飞天”形象，转化为动态的、艺术的“敦煌舞”，让千年的传统文化“活”了起来，展现了中华美学的“线条之美”与“韵律之美”。张艺谋的《英雄》等影片，则将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山水意境与西部的壮阔景观结合，营造出一种极具东方韵味的视觉奇观，向世界传递了“侠”“义”“和”等传统价值观。
新西部文艺最显著的变化，是从宏大叙事向日常诗学的转变，表达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的重新理解。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是这种日常诗学的典型代表。作品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只有牧民转场时的尘土、杂货铺里的琐碎、邻里间分享的一块奶疙瘩。汉族姑娘李文秀跟着哈萨克族牧民学骑马，哈萨克族邻居会给汉族老板的杂货铺送新鲜奶酒。作品关注的是“凡人微光”，记录的是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没有生硬地介绍文化，而是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自然交融在故事里。
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真切感受到“新西部文艺”的丰厚和广博，它们为中华美学精神注入了新鲜养料和文化特质。
李震：我一直相信泰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信奉一条定律：西部地理地貌的多样性决定了西部人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的多样性；西部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的多样性决定了西部文化的多元性；而西部文化的多元性进一步决定了西部文艺美学形态的多元性。如此便形成了西部文艺的一个生态链。美学形态是这个链条的终端，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美学特质问题。
记得几年前的一次关于西部文艺的线上会议中，李明泉主席就对西部文艺的美学特质有过一番高论。因此，下个问题首先请李明泉主席来讲。
四 关于“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美学特质
李明泉：面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新征程，迫切需要鼓励西部文艺家解放思 想、发挥个性、大胆探索，创新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不断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努力推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杰作，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我认为从西部文艺创作实践中凝练 “新西部文艺美学精神”，或许更能为新西部文艺创作、传播和接受提供学理支撑和文化价值。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如长江黄河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生生不息，与时俱进。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新西部文艺的美学精神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传统西部文艺中，西部常常是作为“他者”而被观看、被描述的对象。而新西部文艺则坚定地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它不是被言说的客体而是言说的主体。它不再将历史视为遥远的过去，而是通过当代人的视角，重新激活历史记忆，使其成为与当代对话的精神资源。
审美主体性的觉醒，是新西部文艺区别于传统西部文艺的重要标志。在空间结构上：他们描绘的不是“小桥流水”，而是“生态文明”，将“壮美”与“崇高”推向极致；在时间节奏上：他们背负着历史的厚重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寻找精神的归宿；在思想意蕴上：他们歌颂的不是精致与柔弱，而是生命在严酷环境下的韧性、血性与尊严，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生动的诠释。它不同于美国“西部故事”以牛仔、枪手、警长、拓荒者、神秘女郎等来表现暴力、个人主义、原始正义和拯救世界的英雄主义，传播“美国神话”的 “西部美学”，而是让中国古老的文明基因在西部这片广袤而充满张力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震撼人心的审美生命力。
从青海湖畔到川西高原，从陕甘古道到云贵秘境，共同的文化气脉在流动。这气脉带着风沙的粗粝、雪山的纯净、草原的辽阔，形成了阳刚、雄健、大气、开放、共情且具有世界视野的新气质，正悄然重塑着当代中国的美学地图。
这种精神共鸣正是新西部文艺走向全国、对话世界的文化动能。
从新西部文艺发展过程中，我以为“新西部美学精神”可初步概括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文化美学根脉）、神秘的地理文化趣味 （生态智慧美学特征）、飘逸的文化想象才情 （艺术创作美学空间）、超拔的人文精神情怀 （人本立场美学内涵）、内敛的叙述表达张力 （艺术表达美学风格）、敦厚的真善仁义风范 （作品蕴含美学价值）。这一美学精神既是从西部文本中的提炼与归纳，也为未来文艺发展提供一种美学尺度，形成创作与批评双向同构、相互共生的“实践-理论、理论-实践”的文艺发展繁荣路径。
我相信，在深入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新西部文艺的美学精神有如胡杨树，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焕发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以其深沉坚韧的力量，讲述更多打动人心的中国西部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新的内涵，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新的贡献。
李遇春：一方面，“新西部文艺”继承了传统西部文艺的崇高与壮美、苍凉与雄浑、朴实与厚重这类美学风范，是对东部文艺或南方文艺中长期流行的婉约、细腻、阴柔、精致等美学趣味的反拨或补充；另一方面，“新西部文艺”又突破了人们对传统西部文艺的刻板阳刚印象，大胆地将西部人民的悲情与柔情、哲思与神思、人性与神性予以多声部表达，从而将传统西部文艺的粗犷不断地推向精微，推向广大中的精微；推向抒情，推向博大中的抒情。这正是“新西部文艺”能够不断在新时代赢得超越地域的审美回响的内在奥秘。近年来涌现的西部文学、音乐、影视出圈或爆款作品，无不蕴含着这种美学奥秘。
王一川：感觉“新西部文艺思潮”应当是一种扬弃了往昔的土地贫瘠、人口贫穷、经济后发、观念守旧等西部误读印象，而主要保留和持守其敢于改革、创新、开拓、不拘一格、义无反顾等改革开放时代精神气质的文艺潮流。它的大旗一经竖立，就可能产生一种新提示：让原来归属于老西部的上述敢于改革、创新、开拓、不拘一格、义无反顾等改革开放时代精神气质，在新的互联网等媒介技术条件下得到重新高扬。这种既挣脱了土地贫瘠、人口贫穷、经济后发、观念守旧等旧有身份而又置身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的“ 新西部文艺思潮”，想必已经完全可以同中华大地任何其他地域的文艺思潮平起平坐，一样地开始自身的崭新艺术美质创造。
寄望“ 新西部文艺思潮”， 在“ 西部文艺思潮”原有的有关厚土思变的变革理念和有关后发先至的领先思维的基础上，富有力度地推进新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新跨越和艺术美学新拓展。这两种原本属于“西部文艺思潮”的美学特征的东西，能否在“新西部文艺思潮”中实现跃升或升级换代呢？
展望厚土思变的变革理念，可以变动为厚土通心的游心理念，即在皇天后土的博大精深中实现万物通心的心性皈依。
同理，期待后发先至的领先思维，能够变异为异域同文的苦乐共担思维，即作为中华大地辽阔地域中的一员而同其他地域居民一道共同享受“文心”汇通带来的苦与乐。
这样的“新西部文艺思潮”，应当既传承往昔 “西部文艺思潮”的传统，又在新的生活境遇中实施新的创造，展现西部地域文艺的新建树和新风貌。
邹赞：以地域命名的文艺思潮，其独特性往往表现为美学价值。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西部独特的地理地貌、气候物产、自然风光等要素，为西部文艺注入了空旷辽阔、质朴大气、雄浑悲壮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在丝绸之路文学、敦煌壁画、盛唐边塞诗、长安画派、陕派文学、新边塞诗派、西部电影中贯穿融汇，形成了一条文脉绵延的气韵脉络。新西部文艺传承了西部文艺的美学要素，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融入开放包容、自信乐观的审美表达。
其次，西部复杂险峻（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走廊、黄土高原）的地理状况与生态环境，使得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西部文艺在题材上热衷于表现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张力，以历史的宏大叙事为背景，思考生命的意义、个体的抗争、生活方式的变迁、家族的兴衰、民族的命运，演绎出一幕幕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恋地情结、乡愁意识、反思精神、寻根热情，这些成为新西部文艺的重要元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美学品格。例如，周涛的散文集《游牧长城》《山河判断》以大气磅礴的笔触书写西北地区的自然风景、人文习俗与人物群像，构建出一种冷峻雄浑、粗犷豪放的美学风格。刘亮程被誉为“乡村哲学家”，其散文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书写西部乡土社会，以地方化语言风格表现“万物有灵”的自然生态观和强烈的家园意识。万玛才旦的“藏地题材电影”擅长以长镜头呈现藏地的空旷素朴，影像通过呈现高原景观与藏地文化符号，表达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与个体悲剧命运，营造出一种空灵静穆的美学氛围。
最后，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多样，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及历史积淀，赋予西部文艺“和而不同、多元之美”的整体格局。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交往交流，久而久之形成了以融合为典型特征的美学风格。
马永强：“新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不是对传统西部雄浑、苍凉风格的简单延续，而是实现了范式转化，一是从“历史线性”到“时空复合体”的时间美学重构。阿来的《云中记》、叶舟对敦煌 秘史的挖掘，让不同时代的精神遗存在同一时空 “共时”呈现。刘亮程的《本巴》将史诗重述为孩童的游戏与梦，创造了“史诗循环时间”，使得西 部不再是历史通道，而是一个承载多重时间维度的 “时空复合体”。二是从“景观”到“场域”的空间叙事的升维，李娟的阿勒泰不光是一个背景，还是一个与人的劳作、生存相关联的生命共时场域。范稳笔下的滇藏茶马古道，《河西走廊》纪录片中的地理长廊，是呈现着各种文明、信仰、语言的碰撞和融合的“通道空间”美学。三是从“风情描写”到“本体性表达”的诗学语言，刘亮程的诗性书写、叶舟的汪洋恣肆般的挥洒、阿来的沉静与磅礴、红柯的浪漫主义、龙仁青温润灵动的笔触，他们的语言都是从西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这是扎根大地的“本土”和“地方”美学。四是共同体美学的文学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多元文明对话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共同体美学”在这一时期西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优美而自然的呈现。
李震：好。大家对新西部文艺的美学特质谈出了这么多高见，我都深有同感。但我对西部文艺美学特质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是：它是多元的，并与西部多样化的地理地貌、多样化的人生与性格、多元化的文化是同构的。
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种多元化的美学特质，何以被统称为西部文艺的美学特质呢？它们之间的同一性何在？我以为无论是多样化的西部地理地貌，还是西部人的各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也还是多元化的文化类型，都有一个公约数，那就是弱小的人与强大而险峻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西部文艺不同的美学特质的一个共同的基础。所谓多元化的美学特质，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表现。
五 当代文艺史中的“新西部文艺思潮”及其批评路径与方法
李震：最后需要与大家一起探讨的，我想应该是将“新西部文艺思潮”置于当代文艺史的格局中，并如何对其展开研究与批评的问题。
邹赞：20 世纪80 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这一论断不仅精准地勾勒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状貌，也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艺史提供了重要参照。当代中国文艺史呈现出鲜明的“多元一体”特征，“新西部文艺思潮”是其中最具地域特色也最丰富多样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新西部文艺思潮”为当代中国文艺妥善处理地方性议题，思考如何将“地方性知识”有效转化为文艺文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另一方面，“新西部文艺”通过讲述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故事，为新时代讲好“多元一体”的中国故事提供文艺路径。
李遇春：谈论新世纪文艺或新时代文艺，如果撇开了“新西部文艺思潮”，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新西部文艺思潮”所在地区的地理面积辽阔，更重要的是它给当代中国文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气象和审美气象。正如谈论中国现代文艺史不能脱离了延安解放区文艺，谈论前五十年的中国当代文艺史不能撇开了以陕西、四川、新疆、西藏文艺为核心的西部文艺一样，今天我们探讨新世纪文艺或新时代文艺也必须将“新西部文艺思潮”纳入其中。从这个新的西部文艺概念出发，我们能重新描绘新世纪或新时代的中国文艺版图。以文学创作为例，我们不仅能让王蒙、贾平凹、高建群这样的老作家在新的理论视野中获得新的历史定位，而且能让阿来、红柯、杨志军、刘亮程、叶舟、范稳、雪漠、次仁罗布、李娟、徐兆寿、董立勃、吴克敬等在世纪之交或新世纪以来赢得普遍关注的西部作家群体获得新的理论阐释空间。
马永强：新世纪以来的西部文学成功地将“西部”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个意义生产的“文化场域”和一种审视、观照世界的独特方法。从时间维度上连接了古老的文明遗存与后现代的生存困境，从空间维度连接了最本土的生态细节和人类命题，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艺的精神地图被重新绘制。它将中国的文化腹地从黄河—长江流域向西拓展至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使“中国”在文艺表达上真正获得了与其地理与文明的完整纵深。面对全球同质化和生态危机，新西部文学以其对大地伦理的坚守 （杨志军、李娟）、对精神信仰的探寻（阿来、范稳），提供了一种来自“地方”却直指“全球”的批判性视角。
李震：三位都是势头强劲的中青年批评家，视野十分开阔，不仅将“新西部文艺思潮”置于当代文艺史，而且置于当代文化史的格局之中来认识，想必对大家都有很大启发。对“新西部文艺思潮”的历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批评界从何种路径、用何种方法来面对新西部文艺的问题。请大家对此问题进一步发表意见。
邹赞：“新西部文艺”批评是对“以地方为方法”的批评理念的实践，需要辩证思考全球/地方、世界/本土之间的关联，既要凸显地域文化的主体性，但又自觉摈弃任何形式的狭隘地方主义思维。此外，“新西部文艺”批评需要介入大量跨学科理论资源，比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缘政治研究等等，这些跨学科理论的援引，为理解新西部文艺的生产机制、传播路径与接受状况打开了新的空间。再者，新西部文艺的文本中包含大量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如果要分析其思想意涵与艺术特色，那么实地调研、符号解读、影视剧受众分析、读者调查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操作路径。
李遇春：探讨“新西部文艺思潮”，首先要抓住其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展开研究。这不仅包括国内背景，也包括国际视野，因为“新西部文艺思潮”不仅是新世纪或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而且它关涉到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与中亚、东欧、东南亚等各邻国友邦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与中外文明互鉴。所以“新西部文艺思潮”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美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大历史与大时代命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课题。当然，传统的文艺本体批评路径与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除了采用文艺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理论资源之外，我们尤其要善于从形式批评、文体批评出发，对“新西部文艺思潮”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作家作品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传统的作家论、作品论，传统的文本细读法，都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大而空的理论套话中。
马永强：无论是讨论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对西部文学作品进行微观研究，这都需要对西部文学的疆域和范畴作一基本界定和描述。2004 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的出版，标志着西部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概念和研究领域被正式确立。长期以来，关于西部文学的疆域，一直存在争议，“文化西部”的版图重构将西部视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文明共同体和美学共同体，极大地拓展了西部文学的表达维度。
“文化西部”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从内蒙古东北部的南翁河向西藏的墨脱地区画一条连线，这条连线以左的广大疆域是从古至今游牧诸族生活的地区，也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西部，这是以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等省区为主体，以游牧文明为背景，融汇了游牧、农耕和前工业文明的独特文明形态，呈现的是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西部文学的核心区，与此相关的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可以看作是西部文学的辐射区。就陕西来说，陕北等地属于西部，但关中平原就不是，它一直是中原文化向西辐射并与西部文化双向汇流的大本营。川藏、滇藏属于西部，但其他地方是辐射区。
我赞同赵学勇教授在《新世纪：西部文学研究的现状及思考》中谈到的“西部文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概念”的观点，他说，“西部文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以及现实语境的不断更替，都表明西部文学研究不可能有终结版”。他提出，西部文学研究需要向纵深拓展，需要“发现和创造再研究的空间”②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探讨“新西部文艺思潮”的价值所在。
新西部文学的批评实践，亟需构建一套与其创作实践相匹配的、超越传统地域文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体系。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回到文本和文学现场，从外部研究转向对文本内在美学结构与文化逻辑的深度阐释；推动生态批评的本土化和西部文学精神性的挖掘；要对作家融汇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动植物学的“知识考古”式写作和学术化倾向给予高度关注，警惕如何避免让知识压垮叙事。作为西部文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不仅要懂得脚下的土地，还要有世界视野、人类文明眼光和中国美学立场，要不断增强 “知识”的内化能力。
李震：几位批评界新锐都对“新西部文艺思潮”的研究与批评提出了宏观意义上可供选择的路径与方法。而对新西部文艺研究与批评中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还需要听听“老师傅”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有请丁帆教授和肖云儒先生发表高见。
丁帆：我想到哪就谈到哪，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1.我们仅仅提出西部文学史的“ 三画”“ 四彩”的艺术特征来，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各种文体上，来充分挖掘出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作品来，不局限于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不要沉迷于对“史诗”的寻觅，将精力投放在民间文学中正在消逝文本的抢救之中，包括对民谣、歌词、说唱等稀见文本的抢救，这种采集，是极具原生态历史意义的。这个工作是艰难困苦的，如果有人去发掘，就像当年费孝通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获得第一手的“乡土中国”珍贵原始资料，开垦处女地之功，是学者享受毕生的愉悦。
2.西部文学的疆域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如今的划分，在学术意义上来说，是有争议的，随着广义西部地区的扩张，尤其是像西北这样的不断城市化的区域，已然被现代文明所淹没，甚至被后现代文明所覆盖，其乡土文学只是漂浮在精神层面的状态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当然，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还是研究的重镇。但是，真正的边疆地区文学的开发与开掘，还处在一个盲点多多的格局中。其原因就是这些边地缺乏创作人员，缺乏研究人员，更缺乏文化资金的投入。所以，我们在研究西部文学大的战略框架中，应该把研究的中心和重心，调整乡土文学的视角中，聚焦到 “边地”和“边疆”的视阈中去，多关心“边疆”和 “边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研究。我以为，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需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3.“边疆题材”的特殊性。这里所指的题材发现，不仅仅是像19 世纪美国西部文学发端时，以美国西部拓荒为背景的英雄冒险故事和牛仔硬汉形象所构成的风景、风俗和风情画面，也不是马克·吐温在《苦行记》里所描写的西部开发时淘金热的乡土原始景象，更不仅是20 世纪90 年代创作的美国西部“边境三部曲”影视中的形象描写，以及许多“边地”影片里那些硬汉形象的再现，而是指那些生活在各个时期里的各种各样边疆人的故事，就题材而言，它是一个广袤无垠的时间和空间题材领域，我们要拓展的是自己边疆题材的故事、人物与画面。
4.“边境题材”应该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以往的文学史中，除了在战争题材中有所涉及，还专门描写这个领域的作品十分罕见。而近年来的电视剧《我在口岸对面》《大盛魁》 等开始有所涉足，尤其是后者，原著是邓九刚创作的小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可惜都是东北地区的边疆贸易题材。这一现象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5.游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随着边地生活方式的改变，当帐篷变成了房屋，当放牧的工具由骏马变成了摩托和汽车，我们只能在文学史的底片中找回历史的记忆；我们的文学的创作者难道只会在涂着口红的蓝天白云下，找到那种牧民们幸福生活图景吗？西部文学深沉厚重的历史积淀，被消解在小资与大众化的日常描写中。这难道不是我们西部文学所要关心的问题吗？
6.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创作和研究这些作品的时候，需要更加注重边疆地区特有人性的描写，尤其是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有的与内陆人大相径庭的性格特征。对“这一个”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从事创作的作家必须关注的问题，更是研究者必须关注的人物描写的特异性。
7.“野性的呼唤”作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杰克·伦敦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追捧，其关键点就在于他把热爱生命的主题注入了对动物的寄托中，这是一种人性异化的折射与反射。且不说他的作品属不属于严格的美国西部文学，但是其风格和内容是极其符合西部文学特征的，这种“野性的呼唤”（又译《旷世的呼唤》） 正是人性关注的另一种写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不是《狼图腾》那样反人性的主题表达。
8.原始的自然和生态的描写域应该成为西部文学的一个亮点。在一个不能产生社团流派的时代，如何集结有着相同艺术倾向和趣味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形成合力来共同打造一个群体性的队伍，应该是功在千秋的多民族文学繁荣与否的事业，近几年来兴安先生在《草原》杂志上开设的从创作到理论的“自然生态文学”专栏，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推广。
9.最后，打捞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包括口传文学在内的作品，这是一个千秋万代的文学传承的事业，如果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则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文学史缺憾。
肖云儒：这里谈几点初步想到的期许：
要“向内”，由过去更多以现代观念引领西部，拓展为更多立足于西部的内生力，从这块土地内部萌生的新的精神图像、文学图像出发，构思作品。
要“向新”，过去反思西部多，反映西部新生活进程、新生活搏动不够，要更多描绘西部新生活、新精神、新人物的因子，尤其是新性格的形成和成长，写出新西部诞生的文化景深和精神历程。
要“向深”，由原来满足于从现代视角提出问题，拓展为对作品主旨的聚焦、深掘、展开、显微，深入探索西部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探索他们进入新命运的进程，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比如随着观念的转变，生态和资源两大问题，在当下西部正由贫竭转向富集和丰饶，由后进转而成为我国生态和能源的新基地。这就为西部人的生存方式和观念，提供了跨越发展的可能。
要“向外”，西部向西就是中亚，就是丝路，就是世界。世界既在海洋的尽头又在大陆的尽头。中国西部是亚欧世界岛的腹地，“一带一路”的枢纽干线。空间上这里是地球之弧，暖温带之弧；经济上这里是地球之链，高品位的钻石链；文化上是地球之虹，是人类文明交辉的彩虹。展现当代丝路这条既辐射全球、又融汇人类的天路，天地宏大。
要“向下”，防止重蹈从理念出发，而特别强调西部底层生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将西部大地上各族以至各国的生存相组构进我们的艺术画面，融汇展开……
可以说，提出“新西部文艺”，诱发了许多西部创作的新思考；更应该说，是新西部新的生活实践孕育了这一观念的更新！
李震：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拨冗参加这次隔空对话，并发表了如此扎实、如此宏阔的真知灼见。
在学术界和文艺批评界，对西部文艺中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与批评，已经有了大量的成果。但在“西部”的意义上，并以“思潮”名义进行的整体性的研究与批评尚不多见。《西部文艺研究》杂志提出“新西部文艺思潮”的概念，旨在推动这种整体性的研究与批评，也试图让一些针对具体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与批评获得整体性的意义。
同时，“新西部文艺思潮”的提出，也试图激活1980年代之后逐渐被淡化的、不冷不热的“西部”意识。因为西部的地理、文化及人的生存状况，与东部及世界上其他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正是文学艺术发生的重要机缘。中国西部是世界上地理环境最为险峻、人的生存最为艰难、文化积存最为丰富、民族文艺最为灿烂的地区，也是各种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现代化问题等等，而问题永远是任何学术和艺术发生的直接根源。
我深信，文学艺术，乃至所有的文化都是地理环境决定。在泰纳的三要素中，地理环境是决定性的，种族特质也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地理环境是恒量，只有时代是变量。新西部文艺思潮正是在西部险峻的地理环境这一恒量与时代变迁这一变量的不断交融中，人的生存境遇的艺术表现。而这一共同的根基决定了新西部文艺在本土作家艺术家们的深度体验和多元化的表现中构成了一种思潮的意义。
再次谢谢各位专家和批评家！也谢谢阅读此文的读者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