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2026年第3期|李志斌:古建文化的深度注脚(评论)
王芳,是土生土长的山西女作家。
她不只是伏案写作的文人,更是一位行走在三晋大地上的景区公益导游、博物馆义务讲解员,一位深耕本土历史文化的研学老师。
跟着王芳游山西,核心是探访星罗棋布的文物古建。山西作为文物大省,历来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可真正能把一处古迹的来龙去脉、历史底蕴讲透彻的人,却并不多见。
王芳有着扎实深厚的知识储备,讲解时条理清晰、内容丰盈,只需静心聆听,便能收获满满。
不必担心无缘现场聆听,她的文字同样是最好的向导。读她的书、品她的文章,就如同跟着她的脚步遍游山西,在字里行间读懂三晋大地的历史、文物与古建之美。
当游戏《黑神话 · 悟空》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将山西古建推向世界时,一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热潮席卷而来。而在这场数字时代的文旅盛宴之外,作家王芳却用她的笔墨,为读者开辟了一条更为深邃的文化朝圣之路。《无声大言: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以下简称《无声大言》)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把开启山西文旅宝藏的钥匙,引领我们穿越时空,聆听那些沉默古建的无声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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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与叙事的完美融合
进入考古、戏剧、古建,就进入了王芳写作的“舒适圈”。所以她总能把这些不同的专业学科揉在一起写,显得深厚、博大、杂驳,又意趣横生。文章既注重历史逻辑的时间序列,又能以文学思维扩散开来,还有建筑、美术、宗教等多学科交叉,创作出有学术意味的文学作品,这是作家兼学者的做法,比的是勤奋、功力、定力,然后是慧觉。正如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所言:“最好的文学批评,是在学术与文学之间找到平衡点。”王芳的创作正体现了这种平衡的艺术。
王芳在书中不仅论述了山西的古建,还给读者普及了许多历史知识,这些历史知识又多有现实观照和启发。比如《天台庵》一文中,讲述郡县从秦始,而村落的稳定,概从唐始;乡村文明或乡村文化又与唐朝科举和官员致仕相关;讲述沙陀族从晋北起家,一段纷乱的五代史被条理出了脉络。王芳写考古,也学会并运用考古的推证方法,这样得出的结论或推测,不仅过程有较强的文学性,整个推测或结论还有着严谨规范的学术性。比如由天台庵建庵的年号推出沙陀、后唐、后晋的历史,让一个小寺庙去见证五代史的赓续,并为李嗣源祭奠。
王芳能给社会学的学生讲宗教传播,给历史学的学生讲朝代更迭,给建筑学的学生讲结构造型,给艺术学的学生讲审美意象;给文学爱好者虽然没讲什么,我们会从书中看到观察事物的切入点,各种专业知识的储备与整合,如何把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个时间节点、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什么由头,自然而然地链接,形成足够说服力的文字观点;还能看到行文的方法,看到一个实力派作家的脑力、眼力、笔力和足力。
有些古建真的不好写,比如《牛王庙戏台》,如果说别人写戏台就只写戏台,而王芳写戏台,则从原始部落写起,从中国写到山西,山西写到平阳,于小情怀处见大手笔,小视野中见大背景。这就是王芳的笨功夫与巧构思。
所以,跟着王芳学写作,跟着王芳学古建、学历史,然后才是跟着王芳游山西。你写戏台不能只写戏台,得说戏剧的由来与发展,得说戏剧作家、名角、代表作,得说此地的剧种、剧目、代表人物,得说此地的历史经纬、兴衰,得说经过此地人的乡愁,然后才能走进戏台。真正写到戏台,可能只占文章的五分之一。
如果照王芳这样写朔州右玉县马营河乐楼,就得把右玉道情和西口古道写进来,而且大笔墨去写;应该写晋剧与晋商,晋商把家乡戏山西梆子带到走西口的节点,也带着民间艺人和西口移民的乡愁,这样才有了马营河乐楼。还有乐楼对面的五谷神庙,庙里的关帝爷,这又联系起了杀虎口税关和万里茶道,还有遍布各地的晋商会馆、晋商精神和晋商人物,至少右玉人秦钺帮助经营大盛魁是文中应有之义。
透视式描述有写意、有工笔,有慢镜头对焦、有快镜头闪过,有长镜头移动、有蒙太奇剪接,小标题不可少,不然这些断章残片弥不在一起。尽管如此,读者在书中还会有看不懂的古建等专业词汇,看见词语联想不到形状,作者没有随文章作注释,而是在书中专写一章,普及和讲解古建专业知识,把深奥晦涩的专用名词变成明白的解说词,这当然是作者分析研读了多少专业资料典籍,又以一个普通游客的心理提出设问,再以解说员的身份予以解答。你想问的她都知道,她所讲的是你不解却不会归纳不会提问的问题,让一头雾水紧锁眉头的游客听过后会心一笑,松了一口气,跟着这样的导游看山西古建文物,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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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书写的高超笔法
王芳的每篇作品都十分重视开头与结尾,这是一般作家都在意的。有人说文章有个好的开头就完成了一半,不无道理;同样,文章有个好的结尾也可以占一半的比重。那么,中间部分就为零了么?当然不会。能写好的开头和结尾的人,其实中间部分于下笔之前就了然于心,这才是文章的“内核”所在。“内核”加上开头和结尾,就会有爆裂感、晕染感,一读即炫人眼目,读罢余音绕梁。开头点出而不点明,结尾点明却不点透,中间的内容太丰富,像是一桌丰盛的大餐,有时让人觉得奢侈和浪费,本来佳肴足矣,却还在上菜,一道比一道鲜美,让你撑个肚圆腰肥。
元人乔梦符提出文章六字诀“凤头、猪肚、豹尾”,指文章开头像凤凰的头一样短小精悍,引人注目,迅速抓住读者眼球,引起兴趣;中间内容像猪肚一样充实饱满,提供丰富的细节和高妙的论述;结尾又像豹子尾巴般轻巧舒展,余韵悠长,给人以深刻印象和回味空间。经明代学者完善,成为古典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强调文章结构的完整性,开头吸引人,主体有分量,结尾有力量。《佛光寺》一文,开头一句“一只鸟从松的林叶间飞出来,一圈,两圈……”谁能想到写一篇太过厚实的文章,竟以这样轻曼不经意的文字开头!飞鸟引出了斗拱,引出了夕阳,夕阳下大殿的门板和墙体,就这样一步步深入。在文章前言的末一句,是《百年孤独》开头语的化用:“而我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我那天看见的是什么”,以轻盈之笔挑起千钧之题。而结尾又回归到“扑腾”的鸟儿,发出“不得不说,世间有天意啊,至高秘不宣”的感叹,余韵绵长不绝。这种收放自如的笔法,正是刘勰《文心雕龙》“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文学实践。
王芳的笨功夫在啃透大量史料和专业书籍,巧劲却在于把学术问题给予文学解读,把档案式的资料以故事化的描述,把当事人的行为融入写作者的理解。一“拙”一“巧”,足见功夫。
在《佛光寺》一文中,王芳展现出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思维的缜密,逻辑的关联,重要节点的透视,信手拈来。她从佛教东传说起,历数北魏建寺缘起,讲建寺的高僧,讲几朝几代佛教佛寺的兴起、毁灭与盛行,具体的人事、古籍的记载、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五台山佛寺的发展历程……最后聚焦一个点:佛光寺的兴衰。焦点清晰,背景亦不模糊,一直写到意料之中早该出现却“姗姗来迟”的梁思成、林徽因。以绵密的故事将重要节点巧妙勾连:1937年7月5日,梁、林惊喜地发现佛光寺为唐代建筑;1937年7月7日,北平发了报道;这个时间,正是日寇侵华全面爆发的时间。而此前的1905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等人长期在中国考察,出版了《中国建筑史》一书,欲建立日本学界主导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而另一位日本学者关野贞竟然在向万国工业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中国千年以上的木建筑"一个亦没有"。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建筑史界,梁、林与日本同行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还不算,王芳写道,七年之后,梁思成抱病写出《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当《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日本投降了。历史的巧合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交织的叙事策略,令人想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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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导游的文旅实践
王芳不仅是个好作家,更是一个好导游和优秀讲解员。太原晋阳古城遗址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陶寺博物馆,她都是义务讲解员,把历史、把遗迹、把文物、把其中的事件和人物关联,讲得清清楚楚。“黑神话·悟空”火了后,山东散文学会组织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游山西搞研学活动,从晋南、晋东南一直到晋北,连续五次“跟着作家游山西”,这个“作家”就是王芳,她义务带团,随团讲解,成了山东散文学会研学活动的一个品牌。
从《无声大言》亦能看出,每篇文章都可视作“跟着作家游山西”的导游词。历史的、古建的、人物的、艺术的、民俗的、宗教的,甚至数学的、物理的,时间走过来又倒回去,文字中带着画面,话外音不时传入,弹幕不时弹出,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一本书就可以起到融媒体的效果。
说王芳是个好导游、好解说员,不如说她是一个好的研学指导老师。她能用简介的语言把一段改朝换代的历史公案讲清楚,有史书志书、文献资料的整合能力,更有实地勘查后的判断分析力。面对一处古建筑,王芳会从不同角度回答许多个问题:谁建的,为什么而建?谁修的,怎么修的?什么时候建的,为何是此时?什么时候修的,又为何是此时?怎么修的,修了几次,修了些什么?什么时候毁的,毁了几次,为什么,是什么人毁的?最初的样子如何,最大时、最好时的样子如何?现在的样子如何,什么时候什么人使之定型为现在?它的主体、重点、代表性建构物是什么,形状、构造、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是什么?它的同类文物和建筑有哪些,相比的特殊性是什么?涉及到了哪些历史人物,人物故事又怎样?涉及到了什么历史事件,历史故事怎么讲?讲好上述故事,实物依据、历史资料文献凭据是什么?采访到的情况是什么?从哪个角度着眼入手?有讲心情的,有讲问题的,有讲环境的,有讲人物的,有讲过去的,有讲眼前的,有讲表象的,有讲思考的。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有人,有人必有文,有文必有史,有史必有论。
王芳十分注重行文的节奏、起伏,往往于不经意处把第二人称拉进,与“你”互动一下。又到了一段看似散漫处突然收紧文笔,与前面进行照应。前面点到的人或景物,中间必有细丝串联,草蛇灰线,到后面闪烁一下。当然也不乏留个悬念、抖个包袱的灵活,满篇是能激发人阅读兴趣的文字。
在《应县木塔》一文中,她先设论,带出章弘,查证了章弘山东、山西从政的经历,为应县人眼中的“酷吏”章弘平了反。然后讲萧太后与辽代历史、塔的由来、牌匾、塔藏文物……写木塔的文章太多了,怎么选角度、怎么发现新材料、讲新故事?王芳独辟蹊径,无疑是高明的。山东人跟着王芳游山西,到了应县木塔,那位康熙年间修塔的应州知州章弘,却先在山东菏泽巨野作过县令,把山西的故事讲到山东游客的家门口。
每篇文章都要有一个或几个人物来串场,《开化寺》的大愚禅师、《永乐宫》的吕洞宾、《崇善寺》的傅山。《崇善寺》中,傅山开头,傅山结尾,像有一条线绳吊着一个坨,晃到之处便涉及到。而线有明和暗两条,明的是视线,暗的是思线,由视及思,由思归视,反复进行。《崇福寺》的开头则只有王芳自己。紧接下来写辽天祚帝、写金阿骨打,把辽亡金兴与大同、朔州一带的历史捋了一遍,到金熙宗完颜亶了,朔州崇福寺于此时此处建起来了。这段历史,作为陪王芳几次探访崇福寺的本地人也讲不清楚。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王芳的写作实践提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播,需要更多这样的“翻译者”。《无声大言》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范式创新,它为山西文旅的深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学支撑和思想资源。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强调艺术作品的四要素理论,王芳的创作完整地呈现了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之间的有机互动。
《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热潮带动了山西文旅的蓬勃发展,王芳的《无声大言》恰如其时地提供了深度的文化注脚。当游戏的热度渐渐消退,王芳的文字将继续散发着持久的文化魅力,引领一个个读者作为游客走进山西古建的深处,聆听那些穿越时空的无声大言,在古今对话中重塑我们的文化认同。这或许正是文学在数字时代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在快节奏的视觉狂欢之外,为我们保留一方可以慢下来深思的精神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