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26年第3期 | 陈集益:晚霞升起的地方(节选)

陈集益,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金塘河》、小说集《大地上的声音》等。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人民文学奖等。现居北京。
晚霞升起的地方
陈集益
黄昏来临的时候,是我心情最舒适的时候,我想早点结束一天的工作,走路回家。我喜欢晚霞升起在汤溪镇上空,云彩在一栋栋建筑物上燃烧,总能望见几个纵横错落分布的塔吊,铁臂有力地张开着,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当我沿着河边土路,慢慢走到机械厂,晚霞逐渐变暗,云层变得厚实,天空会呈现出宁静之美,这时母亲已经做好饭菜等着我。我喜欢和母亲共进晚餐,听她唠叨发生在机械厂的事,听她讲述我父亲生前的事,甚至愿意听她批评我四十岁了还不结婚……不过,我能准时回家陪母亲吃饭的日子并不多。
我是一名警察,那年从外地调回汤溪镇时间还不长,棘手的案件却遇到好几起了。这些案件倒不一定是缉拿杀人凶手,但是如果不及时出警照样会闹出人命,比如因醉酒引发的寻衅滋事,因医疗纠纷引发的伤人事件,因拿不到工资引发的互殴。汤溪镇是个古镇,管辖地区广、人口多,随着经济腾飞,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治安形势亦变得复杂。而派出所只有十二个民警,平时值班执勤分三个组,每个组都忙得团团转。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那年的中秋节(也是物资交流会的日子),由于所长未雨绸缪提前部署,节日期间汤溪镇治安良好。第二天,拥挤在大街和公路旁的商贩和周边乡村的农民散去,民警们回到所里开总结会,之后就下班了。我如果不是遇到有人来报警,本可以早一点回家陪母亲吃饭,然而刚出派出所大门,一个神色凄惶的老太太就朝我奔过来。我本能地避开,问她找谁?她哭着说,她儿子失踪了。我大吃一惊:所长刚刚夸赞大家为营造一个平安繁荣的节日环境,连续加班一周取得了好成绩,这么一来前功尽弃,没法评为“公共安全月”先进集体了。
当然参评先进集体是次要的,尽早找到老太太的儿子才是警察的职责。我把老太太带到办公室,询问详细情况。老太太七十来岁,半头银发,反复说她儿子阿宝失踪了,恳求我帮她寻找。她或许有所不知,要将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为失踪人口,必须符合法律依据,否则无法展开侦查。然而她提供的均是一些没有头绪的碎片,比如梦见儿子被杀害了,变成了一只鸟,白天飞在天上,晚上歇在烟囱上。又说,她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迟迟不发育,打架打不过同龄的孩子,长大后却有出息,是个塔吊司机。经过拼凑,我勉强得出一个结论:她儿子叫阿宝,失踪时三十来岁,是个有一技之长的健全人,于一个月前(后又说一年前)走失了,最近她在汤溪镇附近呼唤寻找,嗓子都喊哑了,腿也快跑断了。
我耐心地记下若干细节,猜测她儿子可能是出门打工出事或者离家出走了。为了劝她先回去,我让她明天带着儿子近照和户口簿再来一趟。她可能意识到我的敷衍,突然抓住我,情绪激动地说阿宝如果没有死,不会丢下她不管,他是个很孝顺很听话的囝,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一定出事了。我有些厌烦起来,因为两个小时前我给母亲打电话,说今天能准时回家吃饭——我有一周没回家了。正左右为难时,同事王强东进来了,他朝我点点头,然后跟老太太说:“叶阿姨,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把事情说清楚了吗?”老太太盯着强东问:“同志,说清楚啥了?”强东说:“你儿子失踪的事呀。嗐,户籍系统上就能查,身份信息四年前就被注销了。”听了强东的话,我内心仿佛被一个钝器狠狠地撞了一下,因为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已经去世,销户了,只是没更直接地表达。老太太说:“我家阿宝属羊的,脸上有一块胎记,他喜欢穿旧西装、运动鞋,一直理寸头……”老太太又记起儿子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不停地说着。
强东凑近我耳朵,让我先下班,由他留下来向老人解释。我担心这事解释清楚了对老人是精神打击,提出由我送老太太回家,直接交给她的亲人。这时我才得知,老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不过,强东犹豫片刻后又同意了,说:“也好,有你护送,总比她没有找回阿宝,结果把自己走丢了强。”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说:“就在西门外不远,周围都是小区,中间有个村子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大多是三四层的小楼,其中有一栋只有两层的,墙上的油漆褪色了,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繁星幼儿园’,那是她家。”
正如强东所言,那是个镇中村,一栋栋自建房“脸贴脸”地挨在一起,主干道两旁见缝插针地停着汽车、电动车、三轮车、自行车,空中有电线纵横交错如蛛网。这个片区我第一次来,但是并非完全陌生,因为很多年前我应该来过。当时这附近有几家大型国有企业,每家都是红红火火的“铁饭碗”单位,为了扩大生产都公开招过“合同制工人”,那些有幸被招入厂的,三五成群,穿梭在租房和厂区之间,很是热闹。而今,国有企业被数个住宅小区取代,穿着工作服、劳保皮鞋的合同工被形形色色的商贩取代。这会儿,有开饭馆或者小超市的老板娘跟老太太打招呼,喊她“叶姐”,她的脑子似乎被喊得清醒了些,一边应和着街坊邻居的问候,一边跟我说:“警察同志,你回去吧,我知道阿宝他……”我问她:“你能找到家吗?”她指指前方的一栋房屋说:“喏,那不就是吗?”
落日的余晖映照着远处生机勃勃的十几层高的塔楼,也映红了狭窄街道前方那栋陈旧的矮房子。它就像一件被风雨侵蚀的彩陶,颜色暗淡、斑驳,但是能依稀看出当年彩绘的模样:蓝色的天空,繁星点点,弯弯的月亮像一条小船,上面坐着两个面目模糊的胖娃娃……
我陪她走到房屋跟前,看到有个三十来岁的女士停止了打电话,既焦急又欣喜地说:“叶老师,你终于回来了!这一天哪儿去了?”老太太说:“阿宝找不到了,我找阿宝去了。”那女士说:“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她看看我,朝我点了个头,算是感谢。我说:“她到派出所找她儿子去了,我顺路送她回来。”那女士说:“叶老师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我真担心她有一天走丢了。我给你留一个电话,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打给我。”我们互留了手机号,知道她叫何小燃,小时候就在这儿上的幼儿园。她又对老太太说:“叶老师你以后不要去找阿宝哥了,他去外地工作了,你想找也找不回来了。”老太太像个犯了错的孩子,说:“我忘记他去外地了,总觉得他还在家,昨天还给我买了新衣服和月饼,还把部分工资交给了我。他啥时候去了外地?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跟我说?”那个叫小燃的女士说:“他都去好几年了,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走的时候,你亲自去车站送行了呢。”老太太蒙蒙的,问:“再不回来了吗?”
我看她俩平时应该是常联系的,就把老太太交给那个叫小燃的。小燃跟上来,轻声问:“警察大哥,你没有告诉叶老师——阿宝早就去世了吧?”我说:“我看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就算她知道也记不住吧?”她说:“她的记性是一阵一阵的,眼前的事可能到第二天就忘了,但是过去的事反而会经常想起来。要是她想起阿宝去世了,就会重新伤心一次。她年纪大了,经不起反复啊。”正这么说着,身后传来了老太太的哭泣:“我可怜的囝哎,你从小就听话、懂事、聪明,你读书用功,成绩好……你本来能考上汤溪中学再去考大学的,为了给家里省钱,你说想早点儿去工作……就去读技校。”
“看来她又忆起什么了呢!”听见老太太的哭声,小燃要回去安慰老太太。我说:“如果有什么困难,只管给我打电话!”她点点头,进屋去了。我听见老太太继续哭诉着:“后来,你工作出色,老板夸你勤恳。我呢,年纪大了,你就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你交给我的工资,我都存着呢。我还盼你结婚生子,帮你带孩子呢!狠心的囝哎,你怎么就丢下了我呀!”老太太哭诉着,像祥林嫂哭诉她的阿宝被狼吃了那般,重复着阿宝走在了她前面,哭阿宝命苦,哭自己命苦。“我到哪儿去把你找回来啊?都说你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说你去外地工作了,可我想起来,你是得病死了啊。你最终还是丢下我了呀!”突然,老太太的声音大起来,“我除了哭你,什么都做不了……我这辈子啊,先送走了自己的孩子,后送走了孩子他爸,最后送走了你。老天啊,难道是你成心跟我过不去吗?!为什么……不让我先走呀?我现在活着是煎熬,只有脑子糊涂时才会忘记亲人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我宁愿用我的命,去换你们活下去啊!”
街坊邻居可能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站在原地张望。我也没有忙着离开。老太太的哭泣让我想起我母亲——我父亲去世一年多了,她还没有从丈夫的猝然离世中走出来。她每天抹泪,把一切感情寄托在我父亲留下的旧物上,仿佛只有将自己包裹在那些承载着家庭记忆的旧物中间,才能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她爱跟我念叨:哪件物品是他在物质匮乏年代置办的,哪件物品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哪件物品是他去世前收藏的。我不免惊讶于母亲的记忆,凡是父亲留下的东西总能联想起相关的点点滴滴。而我无法忍受家中到处摆放着破鞋、旧衣服、旧枕套、搪瓷杯、水壶、黄脸盆、矿灯、相册、像章、字画等老物件,每次回家都想扔掉很多东西。
事实上,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为什么不愿回汤溪镇生活,反思自己曾经对父亲有说不出的疏离感。他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爱他,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比如他复员转业前很少回家,但是在我生日那天,准会收到他的信和精心准备的礼物——由他制作的潜艇模型、飞机模型等等;也接到过他的电话,那是母亲带我去邮局接的,我听到电话那头一个汉子喊我的名字,祝我生日快乐。由于父亲每年只有短短的半个月假期,一般在春节回来,每次我和他刚有些熟悉又走了,以至于在我七岁那年当他突然出现在弄堂口,我远远地瞧见一个高大的、穿着军装的人朝我走来,第一反应不是跑着迎上去,而是转头逃回家里……后来,我十九岁那年,高考成绩只过了省专线,父亲没有责备我,而是执意让我报省公安专科学校,当我去上学那天,他送我到校门口,离开时非常庄重地给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时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而今他不在了,那魁梧的身影、紫铜色的皮肤、棱角分明如刀砍斧斫般的面容,却变得格外清晰。
“往后余生,叶姐可怎么过?女人的悲苦,都被这老太太赶上了。”“叶姐算好的了,想起伤心事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想不起来时就忘个干净。”“要是还会想起来,就跟现在这样,还不如彻底忘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苍天无眼哪!”“可怜的老太太,把那个托管的孩子养大一直是她的骄傲。阿宝走后,她的魂就丢了……”我听到街边有几个五六十岁的妇女,一边观望着伤心欲绝的老太太,一边议论着。她们的对话打断了我对父亲的联想。“要么让她有一种想法,认为阿宝还活着,还有希望。”“咱这条街上,说实在的还是好人多,都瞒着她呢,她多数时候也信的。可像昨天这种日子,阿宝不回来,怎么能不伤心?”“唉,生有时辰死有日,咱老了以后,千万不要遭受这锥心蚀骨的痛啊!”
我不是一个喜欢与妇女打交道的人,因为只要超过三个女人聚在一起就免不了家长里短、闲言碎语的,但是受好奇心驱使,也可以说侦查习惯使然吧,我等不及明天回派出所向强东打听,便整整衣帽,向那几个妇女走过去。
“怎么死的?”穿红衣服的妇女嗓门可真大,口气并不友好,“你是新来的吧?”
“嗯哪,调回来时间还短。”我把目光瞥向一边,扫了一眼身边的商铺,均是“前店后仓”式的门面,有卖鞋和服装的,也有卖五金和泵阀的。其实,我只想从她们口中获取三个信息:阿宝得的是什么病?老太太的亲人都怎么没的?为什么刚才有人提到“托管的孩子”?
没想到我来不及将问题全盘托出,她们就基本说出了答案的全部。
她们告诉我,阿宝是患上家族遗传病死的。我问什么病?一个打扮相对精致、戴眼镜的妇女说,得了一种奇怪的动脉瘤,她叫不出具体名字,这病会遗传。须臾,她又补一句:“好像叫什么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很危险的心血管病,他妈就是在他这个年纪走的。”这就确证了阿宝并非“叶姐”亲生。妇女们见我困惑,纷纷讲起了阿宝的身世。
她们说,当年汤溪镇还不是经济开发区,只有几家国有企业,每家有上千工人,分为正式职工和合同工。她们是合同工,有的在棉纺厂上班,有的在罐头厂上班,有的在仪表厂上班。她们有的是技校毕业生,有的是高考落榜生,能进厂有份工作不亚于考入大学。这就说到了阿宝的亲妈,叫金莉,正是大量“合同制工人”中的一员。她身材瘦高,爱唱歌跳舞,有一年棉纺厂举办歌唱大赛,她唱了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拿了二等奖。这样的姑娘自然被很多人追求,后来就和棉纺厂的一个机修工恋爱了。机修工姓龚,是很多女工爱慕的对象。当时光飞逝,妇女们在街角谈论起那个龚师傅,从她们发亮的眼神里,依然可以看出那人当年的帅气程度。她们无疑是一群善于讲述男女感情的女人,从这两人偷偷摸摸拉手开始讲起,很快讲到了如何同居。用她们的话形容,就像两根相互纠缠的棉线,分也分不开。为了长相厮守,这两根棉线各自搬出工厂宿舍,到这个村子租房筑造爱巢。毋庸置疑,金莉和龚师傅不过是成百上千对合同工恋人中的一对。他们白天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中努力工作,晚上在镇郊的市井声中尽情甜蜜,金莉的肚子很快大了起来,十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就是阿宝。
“这孩子刚生下来时那个嫩哟,肥嘟嘟的,像个洋娃娃!”这是一个胸前围着一条方格子围裙的妇女说的,“周岁后长得像他娘,眼睛尤其像,简直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人见人爱。”当年这说话的妇女和金莉是同一个车间的,她知道金莉的情况,“她和龚师傅的父母都不在镇上,孩子生下后没有人带,金莉不得不做了家庭主妇。但是她也没有闲着,有空就去繁星幼儿园帮忙。当时这幼儿园就存在了,说是幼儿园,其实是托儿所,接收的大部分是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也就是未达到厂办幼儿园接收年龄的孩子。有了这个过渡,那些合同工夫妇只要把孩子带到会说话和走路,就可以送到这里来。金莉每天抱着阿宝到繁星幼儿园帮叶姐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直到孩子长到两岁把他留在幼儿园,重新去上班。
“不幸的是,第二年龚师傅就出事了。一天午饭时间,碳化车间的工人都去吃饭了,一号碳化线的罗拉辊处发生了毛料堵塞。龚师傅赶到后关停了罗拉辊和前面的喂毛机,却忘了将后面的开松辊也关掉。他尝试用手将堵塞的毛料拉出,几次都没成功,后爬上开松辊的罩盖再次伸手去拉时,谁知脚下一滑,右手臂带进了机器……发现时已被机器碾碎。唉,从那后金莉就带着阿宝一个人过。金莉变得又瘦又老,平时除了上班,就窝在出租房里发呆。叶姐劝过她改嫁,她直摇头。后来阿宝四岁了,她并没有把他送去厂办幼儿园,因为她喜欢接送孩子时跟叶姐聊聊天。相处久了,叶姐就像她的姐姐一样。
“到阿宝五岁时,金莉准备送他去学前班认字。学前班的事刚定下来,她去镇上书店买学习用品,回家路上感觉胸口疼痛,去医院检查,诊断出什么动脉瘤。据说得这病想要活命,就得换掉发生病变的血管,汤溪这种地方换不了,就这么拖着。半年后,她在上班时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阿宝就这样成了孤儿,不得不由幼儿园代养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金莉父母这边,由于大人先后得病走了,没人来领孩子。而爷爷从龙游县赶来接阿宝时,阿宝死死抱住叶姐的腿不放,怎么劝都不松开。这以后,爷爷常来看他,但是每次他都不肯走,叶姐心里既感动又难过,只得尽自己所能继续照顾他。几年后,阿宝的爷爷就没有再来了……”
说到这儿,几个妇女都沉默了。我大抵明白了老太太收留阿宝的原因,内心充满复杂的崇敬之情。这时,老太太那边已经安静下来,几个人正搀扶她进屋。我抬头看看天,晚霞正在暗淡下来,最后一抹稀薄的霞光在云层间浮动。我想离开这儿回家了。
我的家在机械厂宿舍区,是父亲退伍转业到机械厂后,从汤溪镇的弄堂搬过来的。父亲转业那年我已经上初一,由于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再加上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有父亲相伴的日子让我很不适应。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显得威严冷峻,放学后我宁愿和同学们多玩一会儿也不想回家。那时候的机械厂蒸蒸日上,正是几家国有企业公开招考合同工的时期——而今物是人非,当年建在汤溪镇周边的几家国有企业都被变卖了,唯有与汤溪镇距离最远的机械厂硕果仅存,但它终究名存实亡了。每次走近它,都感觉在走近秋天的一片落叶林,旧日的热闹喧嚣荡然无存,工厂大门已然生锈,厂房斑驳不堪,水泥路变得坑洼不平。
我到家的时候,客厅的灯是开着的,桌上摆着几道凉了的菜,还有一瓶未开启的啤酒,一盒未拆封的月饼(这是我上次回家时带的)。看来母亲还等着我回来吃饭。可是她人呢?我喊了一声,没有听到应答,走到走廊上去喊,发现她在另一个楼道口向我招手。我向她走去,发现家属楼里又一户人家搬走了,母亲正在别人遗留的废品里翻找东西。我顿时生气道:“家里的旧东西已经塞满各个柜橱,你还捡别人家的破烂干吗?”母亲的脚边放着一个卷烟器、一幅油画,说:“喏,你爸活着时,跟李叔是好朋友,这个卷烟器是你爸戒烟后送给李叔的,它是你爸用过的东西呀。”我说:“我爸不在了,拿回家也没人用了呀!”母亲说:“你爸用过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扔掉呢?”我指指地上的画说:“我爸可没画过画。”母亲说:“你这孩子,对你爸太陌生了。你不知道你爸生前最爱看傍晚时分——如画中这样漂亮的晚霞吗?你爸说过,部队营地建在山沟沟里,他们每天在山洞里研究和制造武器,平时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晚霞。要是你爸还活着,把这幅画送给他,一定会喜欢。”
我当然知道父亲当兵时,从事的是需要保密的军工科研生产,只是我从未想过会隐藏在林密树高、地形复杂,终日看不到天光的山洞里。试想当年,父亲他们是怎么在艰苦环境中开展科研和生产的?当我试图去想象,浮现在眼前的是重返故地的他,年近半百,两鬓斑白……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父亲转业归来后,未珍惜与他共处的时光。父亲临终时,我在外地派出所执行任务没能赶回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可能预感见不到我了,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歪歪扭扭的遗嘱,叮嘱我除了要继续脚踏实地工作,如有可能,将来调回汤溪派出所,好好孝顺我妈。我决定从外地调回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母亲喜欢收藏并且捡拾与父亲相关的旧物,就随她吧。我弯腰帮母亲拿起几样东西回了家。
饭菜已经完全凉了,我用微波炉一样一样地加热。不一会儿,母亲端出来一小碗水饺,说:“这是你爸还在时,我给你爸包的水饺,冻在冰箱里,平时舍不得吃,今天拿出来煮一碗给你吃。你吃吃看,还好吃不?”我看到那碗水饺,眼睛即刻热了一下。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吃的萝卜丝肉馅水饺。我记得父亲曾说,在部队每逢节日都会包水饺吃,也只有在节日能吃到水饺。
“你慢点吃,不要咽,还烫着呢。”当我夹起一个,眼睛再一阵发热,母亲拍拍我的后背说,“怎么样,还新鲜吗?”
“嗯哪,还新鲜着呢。”我一边咀嚼,一边拼命忍住眼泪。
晚饭后,我提出到厂区四周走走。我知道父亲活着时,和母亲最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两人相伴着在厂区和周边的田野散步。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晚天上的月亮印证了这一点。我和母亲走在通往厂区广场的路上,皎洁的月光照耀着深灰色的工厂,不远处巨大的厂房,厂房上的大窗子,既放大了寂寥,又唤醒了记忆里那些火红的场面……
走着走着,经过高耸的水塔,废弃的医院、俱乐部、澡堂,我的内心充满了伤感。路过废弃的幼儿园时,我想起了老太太的遭遇,问母亲,听说过镇中村有个繁星幼儿园吗?母亲说,知道。我说了今天回家迟了的原因。母亲似乎想起了什么,说老太太有个夭折了的女儿,很可能和我做过幼儿园同学。我不太相信,因为我小时候只上过一年幼儿园,是在弄堂里上的。母亲解释,那个幼儿园的确在弄堂里,很简陋,由三个妇女担任老师,其中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有一天疾病复发了,烧水给孩子们洗澡,烫伤了三个,烫死了一个。听母亲说起这事,我不寒而栗。
“你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咱家离幼儿园近,你经常溜回家偷吃东西。这件事发生后,那个幼儿园就关闭了。后来听说失去孩子的妈妈,关在屋里两年不见人。再后来,就创办了繁星幼儿园,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带……”
“那应该就是她了。”
“她的故事上过报纸。后来她老公跟人去温州做生意,很不幸,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老太太——现在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你知道吗?”
“我哪里会知道,上了年纪后就没有去过那地方。但是,也有人跟我讲,她好像有一个很孝顺的养子,懂得报恩。”
我不忍心说,这个孝顺的养子得遗传病死了,我怕过于残酷的现实会打碎人对美好事物的想象,所以没把事实真相全部讲给母亲听。我们沿着工厂围墙走了一圈就回家了。但是那个晚上,我没能在家里安安稳稳地睡觉,所长的一个电话把我叫走了。
“柱子,我们分队接到任务,有在逃人员入汤,务必二十分钟内赶到东关夜市,”所长是个大嗓门,吩咐我,“记住啊,携带好装备,不要穿警服。”
“好的,我马上到。”我起来快速地穿衣。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警?”母亲被吵醒了,我走出房间时,也从她房间出来了。
“接到了出警任务,现在就得走!”
我匆匆下楼,楼道里有我的电瓶车,我骑车到公路上,月光如洗,清风凉爽。到了东关,正要联系所长,强东冒出来,拍拍我的肩,说赶快跟他走。
“逃犯不认识你,所长让你一个人进去看看。喏,这是他的照片。”
“好。”
“这是个潜逃十五年之久的故意伤害致死案逃犯,懂得反侦察,你要随机应变。”
我又看了照片,该犯身形清瘦,有龅牙,下颌突出,很好辨识。然而,当我走进烟火升腾的夜宵档,一眼一眼地扫描喝着啤酒、撸着串儿的顾客,却没有发现“龅牙”。我担心被人注意,点了一杯饮料和几个辣鸡爪在手上拿着,五分钟后,失望地走了出来。
“看来这家伙翻越后面的围墙跑了。”强东见我摇头,随即打电话给其他同事,让他查查监控。不一会儿,他对我说:“果然跑了,嫌疑人可能进小区了,咱得去追!”
等待“龅牙”出现的时间里,我和强东藏身于一间临近鱼塘的小木屋。我俩一边拍打蚊子,一边盯着路口。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从夜市带来的饮料和辣鸡爪进了我们的肚子,困意一阵一阵地袭来。我不由得跟强东聊起了老太太家的事情,他用一个个“嗯哪”回应我。我理解为这不是聊天的时候,他担心说话声会被逃犯捕捉到,于是只好沉默了。
“哎,”过了一刻钟,强东却突然问我,“你把老太太送到家,见到一个叫小燃的姑娘了吗?”
“见到了,是她告诉我老太太每次想起阿宝已死,就跟第一次听到噩耗那般伤心。”
“小燃也是老太太带大的,跟阿宝一样,只不过她父母健在。”
“她人很不错,很关心老太太。”
“怎么说呢,十来年前,我喜欢过她。”
“有这事?”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刚好负责那个片区,认识她后,很喜欢她,鼓起勇气跟她表白,被拒绝了。如今,她不算小了。”
“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她痴恋阿宝。”
“痴恋阿宝?”
“她跟阿宝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然而阿宝一直说自己有遗传病,不能跟她结婚,只认她做妹妹。后来阿宝就真的走了,唉!”
“阿宝这是为她着想。”
“嗯哪。”
“你没有再去追求她吗?”
“问题是我后来结婚了呀。”强东充满惆怅道,“不过要我说,不管她嫁给谁,都不如嫁给阿宝好——假如阿宝还活着,他们是天设地造的一双——阿宝是我见过的,最孝顺、最负责任的男人。”打开了话匣子的强东,说着说着眼睛就湿了,他担心眼泪挡住视线影响观察路口情况,叫我不要将头转向他,让我盯住路口。他继续说:
“那年,阿宝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胸部经常剧痛,于是开始计划,他走了后谁来赡养老太太。他开塔吊好多年,已经存下二十多万,他把钱存于老太太的账户上,开设了一个预约转账功能,每个月初小燃会收到六百块钱——这是他委托小燃,为老太太到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他还给另外两个跟老太太走得近的学生每月自动转账两百块钱,一个负责给老太太交电费水费,一个负责带老太太去浴室洗澡。有了他具体的安排,加上村里为老太太办了低保,所以老太太的生活起居至今没有大问题。阿宝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老太太会逐渐失忆……”
那个晚上,抓捕逃犯的行动持续到了天亮。我和强东在鱼塘边蹲守了近四小时后,在曙光初现时逃犯终于进入视线。说时迟、那时快,熬红了眼睛的我俩,迅速包抄上去将其摁倒,我用身体压制住他,强东用手铐铐住了他。我们押犯人到派出所交差后,我便走路去东关骑电瓶车回家——到家后,倒床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惊悚的梦,梦见抓捕逃犯时没能将他制服,逃犯满大街奔跑,对群众进行冲撞,并持刀追砍我和强东,我不幸被砍伤,因抢救无效殉职。还好,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
这样的噩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侵袭我,可能是我不够勇敢之故吧。毕竟当年我去读公安专科学校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是父亲的主意,毕业后分配又不顺,留在外地工作期间,遇到过各式各样的流血事件。
“阿柱,你可醒了,这一觉睡了九个小时。”母亲见我哈欠连连地坐到桌前,关切地说,“天还亮的时候,你裤兜里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我担心是领导找你,铃声再响时我接了,是一个姑娘的声音……”
“姑娘?”
“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找我什么事?我没有女朋友啊。”
“她没说。”
我喝过水,打开手机查看,确实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其中显示“已接”的是标注“老人学生小燃”的号码。我回过去。
“是柱子警察吗?”
“是的。”
“柱子大哥,我是小燃呀,叶老师今天又出走了。”
我的大脑热了一下:“啊?找到了吗?”
“找是找回来了,但是状况不太好,又说阿宝哥失踪了,让我们去寻找。”
“她可能又忘记阿宝过世的事了。”
“我担心她会再次记起真实情况,又要伤心一阵子。所以……”
“啥?”
“我想来想去,想找你帮个忙。”
“你请说。”
“根据我的观察,叶老师对过去认识的人都记得,但是对刚见过的人往往不记得。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假扮一个人,就说你是阿宝哥的同事,跟叶老师说说阿宝的工作情况,让她安心下来,不要去找了。她要是问阿宝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他结婚了,老婆管得严,走不开……”
“如果这样做管用,我当然愿意。”
“反正不管用也没啥损失。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
“好,我明天下班联系你。”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怎么虚构阿宝的工作和生活。或许,让老太太相信阿宝还好好地活着,减少她出门寻找阿宝的次数,不让她反复悲伤,是善待老太太的最佳方法。
第二天傍晚,又一个晚霞绚烂的日子,我换上便装如约去找小燃。她平时靠加工义乌商品市场的小商品赚取生活费。加工点就在自己家。那是镇中村最不起眼的角落,很普通的两层裸砖房,一楼堆满了各类麻袋,还有两个工作台,有一位盲人双手麻利地安装着桌上的小物件,另有一位哑巴用手势跟我打着招呼。小燃告诉我,这就是她的父母,由于都是残疾人,小时候家里很穷,是叶老师让她在幼儿园免费上学一直到八岁。上小学后,叶老师还经常让她过去吃饭。她说,她很想照顾好叶老师,让老人家能够安享晚年,但是力不从心,主要在于叶老师患病后经常出走。小燃说着,从一个柜子里拎出来一盒牛奶、一篮子水果,还有两盒滋补品,叮嘱我:“待会儿见到叶老师,你就说,这些东西是阿宝让你捎回来的。”
当我们走到一半路程时,我却有些犹豫:“为什么要说我是阿宝的工友,不直接说我就是阿宝本人呢?”小燃看了看我说:“你如果愿意那样做当然好,就是你要付出得更多。另外,叶老师会不会认出你要靠运气,如果认不出来就好了!”我说:“如果觉得我演得像,我们就按这个办法来。”
我们先到街上吃晚饭。吃饭过程中,小燃教了我好多阿宝的生活习惯,比如见到老太太的时候,阿宝叫的是“叶妈妈”,然后给老太太削苹果吃,给她喂药吃,还要打扫卫生,陪老太太聊天。饭后,小燃让我在街角等她,不一会儿,不知她从哪儿拿来一套旧西装和一双运动鞋,让我换上。我走进一家服装店,借用换衣间换好衣服,出来时她又在我脸上用记号笔画了一块胎记,看了看说:“挺像的了,反正碰碰运气。刚开始你不用聊太多,遇到回答不上的问题,由我给你顶着。”
简直没有比那次见面更紧张的了,在老太太家待的一个小时,仿佛过了漫长的一年。老太太见到突然归来的“儿子”,蒙蒙的,似乎出现了认知障碍,没有想象中的情绪激动,也没有说出一句要验明我身份的话,她只是不断地瞧我,不断地说着:在那样高的铁架上工作,她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每次遇到刮风下雨,她就会想到塔吊那么高,多么危险。我判断不出,她是不是已经相信我就是阿宝了,我小心地扮演着一个听话者的角色,“嗯嗯”地应答着。直到我提出要回工地,才确信她是真把我当作阿宝了,因为我感受到了她的依依不舍。她拉住我的手,唯恐我再次消失在她的生活中。我说我只请了半天假,明天就要去上早班。她没有说不让我走,只是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悲戚和无助。她最终松开了我的手,说:“孩子你去吧,要听老板的话,要注意安全。你晓得吧,我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一颗豆大的泪水从老太太的眼角淌下,我却口拙得什么都说不出。
那天回到家,母亲以为是一个陌生人敲错了门,发现是我,很是惊愕。不得已,我跟母亲讲了昨晚上没有讲完的故事:繁星幼儿园的老太太没了女儿,死了丈夫,四年前养子也死了。母亲怔怔地盯着我,一脸悲戚和同情。我换掉旧西装,洗去胎记,跟她说我去扮演了老太太的养子。她舒了一口气,说:“既然这样,你就要认真对待这事。她去寻找死去的亲人,那是她得了病,我们绝不能将她当傻子,不要被识破了。要是下次她识破你不是养子,岂不更伤心?”
母亲说得对。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患者的记忆损害主要针对近期发生事情的记忆,阿宝的过去她是记得的,如果我不好好准备,迟早会露出马脚。因此第二天,我提前一个小时下了班。当我来到汤溪镇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时,小燃和一个男人在一扇大铁门下等着我。
那男的,五十多岁的样子。小燃介绍说,他是当年和阿宝一起共事的塔吊师傅,姓吕,名纪国,磐安县人——没错,我来这儿的目的,正是为了熟悉阿宝的工作和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扮演阿宝。等我熟悉这里的环境后,我会让小燃带着老太太来工地上“认亲”。这样,她才能更加相信阿宝还活着。
“柱子兄弟,你除了年纪比阿宝大一点,跟阿宝长得还真有几分相像哩。”吕师傅递给我一个安全帽,等我戴上后,他嘴角一咧,夸道,“目前最大的不同,是你太严肃了。阿宝这人有个特点,就是整天乐呵呵的。他为人随和,从不抱怨工作艰苦。你就说我们这工作吧,夏天晒死人,冬天冻死人,刮大风的时候很危险,多少人不爱干这个。可阿宝很敬业,吊臂在他手里好像自带准星,从吊料到放料操作精度达到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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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长江文艺》2026年第3期)


